第一健康报道/ 《法制日报》记者 胡建辉
歧视和病耻感使精神障碍识别率不高
“精神卫生法涉及到每一个人，是人就会或多或少有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向群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
北大六院地处北京海淀区花园北路51号，是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的临床医疗、人才培训与科学研究基地，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精神卫生中心。
王向群副院长还是精神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是精神障碍、心理治疗等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说，《精神卫生法》是一部保障人权方面的好法。基于人人都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疗门诊，提高精神障碍预防、诊断、治疗能力。”这是非常到位的规定，关键在落实。
王向群说，虽然现在人们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健康问题，但精神障碍识别率并不高，他告诉记者，2011年四省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成年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17.5%，其中1%是重性精神障碍。识别率不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歧视和病耻感没有消除。他说，北京市所有专科医院都纳入了医保范围，但有的人来看病，首先向医生申明他要自费，不用医保，因为他不想让单位和其他人知道，得这种病怕被歧视，自己也有病耻感。其次是综合性医院还没有普遍设立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疗门诊，求医不方便。还有综合医院综合科室的医生偏重本科室躯体治疗医术，忽视患者精神状态，所谓“见病不见人”，使很多情绪障碍的患者漏诊。
《精神卫生法》第五条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得含有歧视、侮辱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容。”
现实中，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严重阻碍了康复者回归社会的步伐。王向群说，有的单位招工，领导嘱咐“别招来精神病啊”。有人说，精神障碍患者即使治愈也不能开车，不能当教师……那精神症状消失、治愈了呢？王向群认为，疾病治愈，精神状态正常，就应当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就应该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虽然现在有法律规定不得歧视，但法律落实到生活中还会有一定距离。
精神障碍患者的彻底康复就是能够回归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了这样的目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设置了“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跟踪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回归。王向群告诉记者，中心现有2名医生、1名护士、2名社工、1名康复治疗师和众多志愿者，其中志愿者全部都是康复期的患者。中心的情况如何？志愿者是个什么样子呢？记者带着疑惑来到了这个中心采访。
歧视使精神障碍康复者就业难
从北大六院大门进来，左手边一排小房子里就是中心所在地，门口挂着“精神疾病全程干预中心”匾牌，两位男士闻声出来迎接记者，进门落座后才知道，一位是这里的护士长王涌，另一位就是志愿者小刚（化名）。
王涌告诉记者，中心成立于2009年9月，负责与院内各相关部门协调，整合资源，实现院内多种服务对接。并与病房合作，为即将出院的患者做病情和社会生活等全方面评估，制定出院后的康复计划，进行长期随访。
说到志愿者，王涌笑着说，“我们是院内的绿丝带志愿者组织”。他介绍说，该组织成立于2010年8月，志愿者都是曾患精神障碍的人，他们在中心领导下工作，现在主要提供同伴支持，帮助正在治疗的患者克服服药障碍等，同时训练生活工作能力，随时回归社会。王涌说，该组织成立至今，前后有40多位志愿者在这里工作，其中有四五位已成功找到工作，融入社会。目前该组织正在积极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注册志愿者协会。
小刚当志愿者一年多了，看上去微微有些胖，没有半点病态。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今年36岁，17岁时患病住院3个月，治愈后正常学习考上了大学，但因擅自停药（精神障碍属慢性病，有的要终身服药）致病复发，休学后，又参加过其他学习培训，但仍不好找工作。
加入协会后，一度认为得病就全完了的小刚，现在又充满了希望。他说，到协会后心情好多了，志愿者之间建立了互助小组，前几天小组还组织去了北京植物园看花，大家感受到同伴的快乐，工作起来也更愉快了。
小刚告诉记者，他在绿丝带支援者组织每周工作三到四个半天，每个月获得报酬300元左右。他说，这是自己挣的钱，可以不伸手向父母要早餐费了。他说，钱少没什么，主要的收获是有自信了。他说，真希望能找份工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谈到未来，小刚有些落漠，他说，现在社会对精神障碍还是有歧视，主要是找工作难，还有舆论也是不好的报道经常会有，文艺表演也拿精神疾病开玩笑，江苏卫视2013年播出赵本山的小品《有钱了》（小品中的小偷是个精神疾病患者），就在拿我们精神疾病开玩笑，对我们不尊重。小刚对记者说，媒体能不能多做一些精神障碍康复后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正面报道？
王涌告诉记者，中心是一个完全的公益科室，不但不能为医院创造一分钱效益，反而要医院补贴不少，当然他们的收入也就不如一些综合医院同行的高。他说，对精神障碍的歧视也会殃及他们，说是精神科护士，就会被人另眼相看。
王涌参加过意大利培训项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通行的精神疾病全程干预模式。他对记者说，建议建立精神障碍患者养老院。小刚也对记者说，应当由国家多建设一些庇护工厂，让我们做自己能做的工作……
离开中心时，记者被墙上的一行字所吸引：“探索我们能做的、最好的精神卫生服务”，这是中心的目标，也应当是《精神卫生法》的目标之一。
记者相信，虽然消除歧视仅靠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有了法律，反对歧视会更加有力。《精神卫生法》将成为反歧视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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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郝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