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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 新时代中医需回答好八个问题

2018-02-05 17:33:56阅读:来源:第一健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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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健康中国 中医(第一健康报道北京 编辑部)


“中医”之名,乃因西方医学进入中国而来,国人欲与之“区别”而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但已在一般人心目中将两个“医”字等同看待。实则,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随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从根底上理解中西医的差异。


日前,在一次首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作书面主旨报告,从历史、文化角度剖析中西医差异,立足行业实际,从问题入手探讨中医未来发展之路,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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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许嘉璐


中西医之别在于文化土壤不同


西医是文艺复兴后由宗教场所分化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烙印,但因同时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又本着“现代理念”(也可以说“工业化理念”)而发展。自其成为一种专业、职业、学科起,即被归为自然科学一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开创的学术开始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而且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两个领域的距离越来越远,时至20世纪,两个领域已互不关涉,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但其二者的发展演变之路却十分相似:内部分支越来越多,学科越分越细,细到被西方自然科学家戏称的“碎片化”。这也正符合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二元对立的理念。在这种历史、社会环境中,西方医学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人是物质的;身体和精神是二元的;人体就是一台台机器,由多种部件组成,是可以拆卸和组装的;最终人类对自身是可以完全认知的;任何认知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经得起反复验证,因而所得结论具有普适性。


中医,则是中华民族在上万年的农耕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在与大自然相处、适应大自然的变化过程中,亲身体验、随时观察、不断总结而形成、发展、壮大的。这和中华民族对社会和宇宙的观察,和基于对主观和客观世界进行反思和冥想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黄帝内经》的一段文字为例: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岐伯曰:远乎哉问!夫治民与治自,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心藏”,盖即“非常道”“非常名”的奥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不可言说”。黄帝知其非语言可以表达,还是要问,目的是既治民,也治身,以达万世太平。岐伯以一个“远”字赞叹黄帝之问,不仅是针对黄帝意欲传于子孙而无有终时的意思,也有指其问已经高升至超越现实人间,进入玄而又玄的境界,也就是形而上层次的含义。随后,岐伯把“治民与治自,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贯连起来,也就是指出万事万物之理是相同的。而此理,不过就是“唯顺而已矣”。此“顺”字,也就是道家所崇仰的“自然”。这一思想,自南北朝到宋代,被儒家充分吸收,归结为“理”“天理即人理”,完成了从先秦比较笼统、感性的认识转化为精细、理性的论述,而且“下学而上达”,影响了千年来的执政者,又普及于城乡百姓,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基筑得更深、更牢、更广。


与西方医学相对照,中医的特色就显现得更为清晰而深刻了:中华文化中的整体观(“万物一体”,“人”亦一体,身—家—国—天下一贯)、中和观(“允执厥中”)、同异观(“理一分殊”、共性与个性)等等。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疏通顺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医”之“医”附上一个含义:此“中”字,即中庸、中道之“中”;中医者,中和之医也,它不只是形而下的“器”,同时也兼有形而上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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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任重道远


如此一个世界上几乎是独有的、传承了几千年的医道,为什么在近百年来却抵不过只有不到200岁的西方医学,经历了多次几乎断绝的噩运,至今还需要人们呼喊,为自己是不是“科学”而辩争呢?根源就在其自身的停滞甚至后退,而这种停滞又是制度腐朽、积弱积贫、社会麻木、文化不振的结果。


关于中国医道和西方医学孰优孰劣的争论,大约起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谈何容易!“体”既羸弱而不自信,怎能越过存在于“医”背后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的差异?于是上世纪20~30年代甚至出现了“废止旧医”之议,而当时的政府崇尚西医,任中医自行生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西医已呈压倒之势。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制订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从此获得了“起死回生”的大好机遇。中西医结合,这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中和”文化的体现。60多年来,中医的命运也有所起伏。幸亏国家保存、出版了大量优秀典籍,许多名医各有传承,同时有广大人民对中医的认可。古人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完全靠父子相承的期望已不适用于今天,我们可以把“三世”解读为师生相传的过程,这样就显现出中医重视经验积累、讲究继承和发展的精神了。现在,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医的时代到来了。这真是国家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中医兴啊。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中医,制订了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小康社会对健康和康复有着前所未有的迫切,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的确是中国医道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做好飞向未来的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而且距离时代和人民的期望还很远。要积极而又稳步地把中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发挥出更大的威力,除了国家、社会的支持、保障之外,国际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中医自身也须回答并解决一系列问题,就此我列举几个问题:


第一,中医何以能够延绵数千年,屡遭社会动荡却能衰而复起?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身的医学史之外,还应从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欧洲史、殖民史、博物学(动、植、矿、土)、物理学、气象学、天文学等等多个领域的视角综合、融汇地考察。


第二,构成百年来中医沉寂乃至萧条的主、客观因素有哪些?


第三,中国医道是“科学”吗?说它是“伪科学”,“真科学”在哪里?判断真伪的依据是什么?这依据或曰标准是谁制定的?


第四,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政要,甚至主管医药卫生的高官,纷纷跑到中国来看中医,或在该国的中医诊所就诊,而中国不少有钱人却要到国外找医生?


第五,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信中医(《中国青年报》2006年调查),而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之倒置?


第六,中医以治未病、欲病、已病和助人康复著称,何以现在“养生”的商业气氛浓于医界?世界独有的成系统、有理论的养生学怎样走向世界?“亚健康”其实就是“欲病”,中医怎样担当起解决这一现代社会相当普遍性困扰的重担?


第七,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事业中,中医应该并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第八,“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药物保障等方面,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志在中医的年轻人,应该先打好什么样的基础?是中华人文、中国哲学、中医基本医理?还是解剖学、西方病理学、药物学、传染病学?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发展中医之道、弘扬中医之“仁术”“精诚”的精神,并不是和西医唱对台戏,更不是反对或排斥西医,但是要想达到中西医并重、结合和融汇仍需要不断努力,这是一个跨越式的提高和发展。


(据中国中医药报)


(责编 郝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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